一、进讲之时。谨按康熙年间尚未设立军机处部院奏事，即系大臣入对承旨，奏事既毕，然后讲官入侍。自九年至二十年皆然也。二十一年，乃改于部院未启奏之前，讲官先入进讲。遥想其时，大约不过辰刻耳。今则时势移易，较康熙年间迥有不同。康熙年间，部院章奏不过数件，今则每日多至七八十件；康熙年间，各省章奏，圣祖省览，直待夜分燃烛之后，今则清晨裁定，宣谕军机而批答；康熙年间，引见人员甚少，今则逐日皆有引见。有此数者之不同，则每日早间圣躬亦烦劳矣。臣之愚见，拟请待引见以后，皇上万几已毕，御前大臣、侍卫等皆已散直，日永神暇，然后讲官进讲。则有义理之悦，而无他务之扰，庶几如圣祖读书记中所谓“神理渊穆，怡然忘倦”云。
一、所讲之书。谨按康熙年间所讲之书，先《四书》，次《尚书》，次《周易》，次《诗经》，次《通鉴》。讲《通鉴》之时，仍兼讲《四书》。而顺治年间，亦曾翻译《通鉴》及《大学衍义》二书呈进。今臣闻圣学高深，诸经、《通鉴》讲贯已熟。窃谓为君之道，莫备于真德秀《衍义》、邱濬《衍义补》二书。真氏于用人之道，邱氏于理财、治民之道，尤言之深切著明。顷给事中吕贤基曾以为请臣拟请讲此二书，于今日时政实有裨益。
一、陈讲之道。谨按讲官陈说，贵忠诚切直，尤贵明于本朝掌故。康熙十六年谕讲官宜进直言，毋有隐讳。二十一年谕讲官须有劝戒箴规之意，乃称启沃。又圣祖御制《讲官箴》曰：“体之行之，朕躬是力；载献载替，尔职宜饬。”又曰：“谊贵励翼，先正其心；尔苟勿欺，吐辞足钦。”绎此八句，则知切直者未有不由于忠诚也。至于本朝掌故，则大经大法实有超越前古者。若能于每日进讲之时，将列圣至德善政称述一二条，不惟君臣之精神互相警发，而为讲官者必熟于国家之典章，则凡《会典》及列朝《圣训》，皆当时时研究。此中之磨厉人才，已不少矣。
一、覆讲之法。谨按康熙十四年谕：日讲原期有益身心，今只讲官进讲，朕不覆讲，日久将成故事，不惟于学问之道无益，亦非所以为法于后世也。嗣后进讲时，讲官讲毕，朕乃覆讲。如此，庶几有裨实学。钦此。臣思覆讲之法，不过疑者诘之，误者辨之，非必逐句讨论也。今讲官讲毕，应请皇上于疑难之处，俯加诘问；讲官错误之处，仰承指示。若无疑可问，无误可指，即不妨默识深领，方为可久之道。
一、纂成讲书。谨按康熙年间，讲官撰成讲章，分写正、副本，先期将正本进呈。其撰法，先列经文，次列诸儒之说，次列讲官推演之义。既讲之后，又将讲章编辑成书。今所传《四书解义》，《书经》《易经》各解义是也。此次所讲《衍义》及《衍义补》，真氏、邱氏之书本系臣下进讲体裁，不必更撰讲章，亦不必先期呈进矣。只须于本日递一折片，云臣某人今日进讲第几卷、第几页、某句起、某句讫。谨奏。已为简当。至已讲之后，仍须编辑成书，将来刊刻流传，以昭圣学之盛。其编辑之法，先抄真氏、邱氏全文，次列讲官敷陈之说，以能征引《会典》者为上。于既讲后三日呈递，俟发下之后汇缮成帙，汇成三卷进呈一次。抑臣又有请者，《圣祖御制文集》中有讲筵绪论二卷，凡八十五条。皇上聪明天纵，讲筵触发，间有绪论，敬祈发下交讲官编入，使臣等钦诵之馀，益加儆惕，则兴起多矣。
一、讲官体制。谨按康熙年间，讲官恩遇最为隆渥，或赐诗篇，或赐邸第，或赏貂皮，或交部议叙。锡赉便蕃，非常之典，非臣下所敢议及也。至于体制所在，虽属虚文，亦宜稍示优异。一得讲官，虽编、检、科道，皆得专折谢恩。其雨帽、坐垫，请照现在起居注官之例。朝贺班次，请照南书房翰林之例。至于春秋经筵侍班，宜在六部堂官之次，并随至文渊阁赐茶。其科道充讲官者，即不派街道巡城差使。间有扈从之时，讲官所用账房及一切应用物件，仍遵康熙十二年谕定章程，酌定数目，由内务府给与。
一、进讲年数。谨按康熙进讲，自九年至二十五年，凡十有七载。中间如三藩用兵，九省骚动，捐例常开，仓库空虚，实有倍甚于今日者，而未尝停讲。盖圣祖实由于此中深求政要，兼厉人才，非以此为文章之娱也。汤斌之放江苏巡抚，圣祖谕曰：“以尔久侍讲筵，老成端谨，故特简尔。”熊赐履之既没，圣祖谕吏部曰：“赐履夙学老成，为讲官多年，未尝不以内圣外王之道，正心修身之体，直言讲论。”当时伟人辈出，大抵多识拔于讲筵之中。盖侍学既久，故知之真也。皇上复举旧章，伏愿行之久远，不可遽求速效。虽有偏灾小警，不可停罢。渐濡既久，风气日振。臣前折所谓十年以后，人才当有起色也。若举行数载，或即停止，虽于圣学无损，而固不能收百年树人之效。区区之忱，尤在于此，伏乞圣鉴。
以上十四条，竭臣愚忠，粗定大概规模。其有不典不详，求皇上饬交各衙门核覆施行。谨奏。
议汰兵疏 咸丰元年三月初九日
奏为简练军实，以裕国用事。
臣窃维天下之大患，盖有二端：一曰国用不足，一曰兵伍不精。兵伍之情状，各省不一。漳、泉悍卒，以千百械斗为常；黔蜀冗兵，以勾结盗贼为业；其他吸食鸦片，聚开赌场，各省皆然。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，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，见贼则望风奔溃，贼去则杀民以邀功。章奏屡陈，谕旨屡饬，不能稍变锢习。
至于财用之不足，内外臣工，人人忧虑。自庚子以至甲辰，五年之间，一耗于夷务，再耗于库案，三耗于河决，固已不胜其浩繁矣。乙巳以后，秦、豫两年之旱，东南六省之水，计每岁歉收，恒在千万以外，又发帑数百万以振救之。天下财产安得不绌？宣宗成皇帝每与臣下言及开捐一事，未尝不咨嗟太息，憾宦途之滥杂，悔取财之非计也。臣尝即国家岁入之数与岁出之数而通筹之，一岁本可馀二三百万。然水旱偏灾，尧、汤不免。以去年之丰稔，而江、浙以大风而灾，广西以兵事而缓，计额内之歉收，已不下百馀万。设更有额外之浮出，其将何以待之？今虽捐例暂停，而不别筹一久远之策，恐将来仍不免于开捐。以天下之大，而无三年之蓄，汲汲乎惟朝夕之图，而贻君父之忧，此亦为臣子者所深耻也。
当此之时，欲于岁入常额之外，别求生财之道，则搜括一分，民受一分之害，诚不可以妄议矣。至于岁出之数，兵饷为一大宗。臣尝考本朝绿营之兵制，窃见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，实为兵饷赢绌一大转关，请即为我皇上陈之：
自康熙以来，武官即有空名坐粮。雍正八年因定为例：提督空名粮八十分，总兵六十分，副将而下，以次而减，下至千总五分，把总四分，各有名粮。又修制军械，有所谓公费银者，红白各事，有所谓赏恤银者，亦皆取给于名粮。故自雍正至乾隆四十五年以前，绿营兵数虽名为六十四万，而其实缺额常六七万。至四十六年增兵之议起，武职坐粮，另行添设养廉，公费、赏恤，另行开销正项，向之所谓空名者，悉令挑补实额，一举而添兵六万有奇，于是费银每年二百馀万。此臣所谓饷项赢绌一大转关者也。是时海内殷实，兵革不作，普免天下钱粮已经四次，而户部尚馀银七千八百万。高宗规模闳远，不惜散财以增兵力。其时大学士阿桂即上疏陈论，以为国家经费，骤加不觉其多，岁支则难为继。此项新添兵饷，岁近三百万，统计二十馀年，即须用七千万，请毋庸概增。旋以廷臣议驳，卒从增设。至嘉庆十九年，仁宗睹帑藏之大绌，思阿桂之远虑，慨增兵之仍无实效，特诏裁汰。于是各省次第裁兵一万四千有奇。宣宗即位，又诏抽裁冗兵，于是又裁二千有奇。乾隆之增兵，一举而加六万五千，嘉庆、道光之减兵，两次仅一万六千。国家经费耗之如彼其多且易也，节之如此其少且难也。
臣今冒昧之见，欲请汰兵五万，仍复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旧。骤而裁之，或恐生变，惟缺出而不募补，则可徐徐行之，而万无一失。医者之治疮痈，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。今日之劣弁羸兵，盖亦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，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。不循此二道，则武备之弛，殆不知所底止。自古开国之初，恒兵少而国强。其后兵愈多，则力愈弱；饷愈多，则国愈贫。北宋中叶，兵常百二十五万，南渡以后，养兵百六十万，而军益不竞。明代养兵至百三十万，末年又加练兵十八万，而孱弱日甚。我朝神武开国，本不藉绿营之力。康熙以后，绿营屡立战功，然如三藩、准部之大勋，回疆、金川之殊烈，皆在四十六年以前。至四十七年增兵以后，如川、楚之师，英夷之役，兵力反远逊于前。则兵贵精而不贵多，尤为明效大验也。八旗劲旅，亘古无敌，然其额数，常不过二十五万。以强半翊卫京师，以少半驻防天下，而山海要隘，往往布满。国初至今，未尝增加。今即汰绿营五万，尚存汉兵五十馀万，视八旗且将两倍。权衡乎本末，较量乎古今，诚不知其不可也。
近者广西军兴，纷纷征调外兵。该省额兵二万三千，土兵一万四千，闻竟无一人足用者。粤省如此，他省可知。言念及此，可胜长虑。臣闻各省之兵，稍有名者，如湖南之镇筸，江南之寿春，浙江之处州，天下不过数镇。裁汰之法，或精强之镇不动，而多裁劣营；或边要之区不动，而多裁腹地；或营制太破，归而并之；或汛防太散，撤而聚之。是在兵部之精审，督抚之体察，未可卤莽以从事耳。诚使行臣之说，缺出不补，不过六年，五万可以裁毕。以一马二步计之，每年可省饷银一百二十万。十年以外，于经费大有裨益。此项银两不轻动用，督抚岁终奏解户部，另行封存，专备救荒之款，永塞开捐之路。养兵为民也，备荒亦为民也，塞捐以清仕途，尤爱民之大者也。一分一毫，天子无所私利于其间，岂非三代公心，贤于后世搜括之术万万者哉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