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代有史，十国之中，除北汉外，也都有史书留存。如南唐有马令《南唐书》三十卷，陆游《南唐书》十八卷，后蜀有张唐英《蜀梼杌》三卷，吴越有钱俨《吴越备史》四卷，南汉有吴兰修《南汉纪》五卷、梁廷柟《南汉书》十八卷，而合长沙马殷、武陵周行逢、江陵高季兴三国事迹，有周羽翀《三楚新录》三卷，而合十国中之吴杨氏，南唐李氏，蜀王氏、孟氏，南汉刘氏，闽王氏五国事迹成书者，则有北宋人撰《五国故事》二卷。读者如想研究某一位厕身于割据一方的军阀统治区内的诗人，了解其周围的环境，也就可以找这些书一读。

在这些地区内，南唐和蜀地的局势比较稳定，经济条件也好，许多著名的文人前去避难，留滞于此，提高了两地的文化水平，流传下来的史料也就丰富，而撰述南唐野史者为数更多。史载记江南史事者有六家，徐铉、王举、路振、陈彭年、杨亿、龙衮均曾有书，此外有郑文宝《南唐近事》二卷、《江表志》三卷，史虚白之子《钓矶立谈》一卷，不著撰人姓名《江南馀载》二卷。有关南唐诗人的事迹，可以从中搜求。

这些私人著作，限于个人见闻，失实之处颇多，需要利用各种材料互证。例如马令《南唐书》卷五《后主书》中记载：曹彬破金陵，“煜举族冒雨乘舟，百司官属仅十艘。煜渡中江，望石城泣下，自赋诗云：‘江南江北旧家乡，三十年来梦一场。吴苑宫闱今冷落，广陵台殿已荒凉。云笼远岫愁千片，雨打归舟泪万行。兄弟四人三百口，不堪闲坐细思量。’”按元宗李璟共十子，后主为第六子，显与诗中所说兄弟四人的情况不合。再检郑文宝《江表志》卷一，得知此诗实为吴让帝杨溥于泰州永宁宫之作，这样全诗才能豁然通解。夏承焘《南唐二主年谱》于此早已考释清楚，然而至今还有不少人仍将此诗误归李煜名下，这是他们不熟悉当时的史料，也不知道杨溥其人的缘故。

十国的历史更见混乱，后代一直有人企图系统地加以整理，使之明晰可读。宋代路振著《九国志》，采吴、南唐、吴越、前后二蜀、东南二汉（东汉即北汉）、闽、楚九国事，成四十卷，其后又经张唐英增入北楚事，成五十一卷，然已残佚，今传世者仅十二卷。虽然可供参证之处不少，但终使人不无遗憾。时至清初，吴任臣的《十国春秋》一书出现，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。全书计一百一十四卷，内南唐二十卷、前蜀十三卷、后蜀十卷、南汉九卷、楚十卷、吴越十三卷、闽十卷、荆南四卷、北汉五卷、纪元表世系表一卷、地理志二卷、藩镇表一卷、百官表一卷，内容丰富，考证翔实，实属研究十国历史的佳制。这书是吴任臣的精心结撰之作，搜辑既勤，体例又精，成就自高。目下已有徐敏霞、周莹的点校本出版，研究这一阶段诗歌的人，可以充分利用此书了解所谓残唐五代割据区内诗人的动态。

到了元代时，出现了西域人辛文房写作的《唐才子传》十卷。这是一部研究唐诗的专著，共录诗人三百九十七名，介绍事迹，间加评论，实为学习唐诗的必读之书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称为“叙述差有条理，文笔亦秀润可观”。然辛氏考订欠精，错误也不少。如该书卷五《张登》曰：“尝晚春乘轻车出南薰门，抵暮诣宜春门入，关吏捧版请书官位，登醉题曰：‘闲游灵沼送春回，关吏何须苦见猜。八十老翁无品秩，三曾身到凤池来。’其狷迫如此。”与权德舆《唐故漳州刺史张君集序》等文中记叙的张登事迹殊不合。查《湘山野录》知此实为宋人张士逊事。徐自明《宋宰辅编年录》卷四：“（康定元年）五月壬戌，宰相张士逊拜太傅、鄧国公，致仕”，“士逊自景祐五年三月拜相，至是年五月罢，凡三入相，仅三年”。辛文房所看到的，当是《湘山野录》的原文，该处正作张鄧公，而偶有残夺，讹作“登”字，辛氏遽尔录入，遂成大错。

为此之故，后人起而订正者有之，加说明者有之，最近几年里就出现了好几种校注本。傅璇琮主编的《唐才子传校笺》，集合各方面的专家详加笺释，反映出了近年来唐代诗人研究方面的最新成就，足资学者参考。

最后还应对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一书略做介绍。这是一部编年史的名著。《唐纪》部分，委托唐史学家范祖禹纂为长编，自行删定，在材料的取舍和综合上极见功夫。因此《资治通鉴考异》中的唐代部分，也是史学领域中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。胡三省为《资治通鉴》作注，功力至深，特别是阐述唐代官制和地理的文字，尤为精到。但顾名思义，司马光著此书的目的，是给皇帝提供政治上的借鉴，文学问题非其措意，因此有人曾说，假如王叔文在政治斗争失败时不朗诵杜甫《诸葛亮祠堂》诗，那么杜甫的名字也就不可能在书中出现。只是研究唐诗的人如想了解某一阶段的历史情况，那么阅读《资治通鉴》，不失为便捷可据的途径。

上官周绘李商隐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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